这两周，可以说是美国2020大选正式“拉开序幕”的时候——本周，民主党代表大会举行，下周，共和党代表大会也将举行，两个大会分别正式确认11月大选中的对垒双方——拜登和特朗普。

尽管拜登在民调中已经领先特朗普久矣，其领先的幅度和稳定程度也都远超2016年特朗普的对手希拉里，但拜登和特朗普谁会赢得大选，目前还是一个无法形成定论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的一胜带来的后遗症：美国民调的低可信度，以及大家总是觉得特朗普似乎有本事再创奇迹。

但是从本周的民主党党代会（DNC），可以发现民主党目前采取的一个主要的策略：着重强调拜登及其竞选搭档，也就是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作为加州议员的她有个中文名字贺锦丽）的“非特朗普性”。虽说每次大选，两位候选人都难免会互相攻击，但是今年的民主党尤为努力将选举变成在“特朗普，不是特朗普”中选择， 并在党代会上着重强调为什么特朗普不能胜任美国总统。

这种“非特朗普性”也会体现在拜登团队的具体政策立场上。拜登将自己塑造为奥巴马时期政策的“恢复者”，在很多问题上，拜登政府也会体现出与特朗普时期相反的政策，例如移民政策、医保、应对气候变化等等。

但是说到中国，这个被特朗普团队一手塑造成核心议题的话题，拜登可能不会和特朗普团队来个180度转弯。首先，可以预料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实会比特朗普时期缓和，但在华盛顿（或者整个美国）整体对华态度偏向负面的基础上，拜登政府仍然会对中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施压态度，只不过，比起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全方位对华施压态度，变成在一些方面施压、在一些方面理性合作；而且，其民主党的背景将决定了除了经贸方面，拜登政府可能将很多注意力放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人权问题”，这其中就包括香港、新疆、言论自由等等问题；最后拜登政府势必将带领美国重回国际组织与多边体系，以联盟形式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美国政坛，特别是外交事务上浸润多年的他，不会如特朗普一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力。特朗普会作出“中国病毒”这样目的性极强、极富争议性的发言，会做出突然要求中国关闭休斯顿领事馆，这都是拜登政府会极力避免的策略。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中美两国很可能从现在的强势对立、频繁互相进行制裁、时而未经预警采取突然行动的紧张状态稍稍缓和下来，两方产生误判、冲动行事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双方关系总体还是将略微平稳，至少一切的变化都将有迹可循。

但是策略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拜登团队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判断和定义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一年多以前，民主党候选人们刚开始进行辩论时，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还相对比较温和，或者说，至少中国问题不是当时包括拜登在内的民主党人关注的重点，那么现在，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并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创伤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所共同承认的，在外交问题上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民主党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具有进攻性和对立性的态度。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已经使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很难逆转的变化。这是特朗普放任极端鹰派的部分成员把握对华政策方向之后出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压缩了拜登团队的施政空间。无论是已经大幅向中国倾斜的国防开支，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对中概股和中国投资的种种限制，以及针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某些区域）所出台的若干法律，这些都是很难逆转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假使拜登最终可以获胜，拜登政府若想逆转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势必需要做出很多政治努力；而那时的拜登政府，可能既没有经历、也缺乏足够的意愿撤销这些对华不利的政策。

另一个原因，则是民主党内部也形成的、对中国较为负面的共识。外交家杂志的一篇分析文章讨论了奥巴马政府的一些高官的对华立场——他们同样有极大可能成为拜登政府一员。经过新冠疫情、香港相关法令的出台等事件后，这一部分成员对中国的态度日趋警觉和负面，其中一些，如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曾公开批评特朗普的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举动，例如撤回对中兴的制裁、在疫情初期赞扬中国的应对等等。其中的沙利文(Jake Sullivan)更是被称为一个和纳瓦罗类似的对华鹰派，且同样赞成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如此种种，基本上可以断定，虽然拜登团队可以给中美带来更稳定、更理性、更合乎惯例的双边关系，但在拜登团队眼里的中美关系也比曾经的看法要偏向对抗得多。

虽然拜登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同特朗普相反的形象，但在经济、贸易的问题上，他和特朗普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拜登同样提出了买美国货、在美国制造、在美国创新、支持美国、供应美国的一系列口号，不但旨在推行美国制造，还推进制造业回流甚至供应链回迁——不难看出，这与特朗普的招牌策略十分相近，而且都对中国不甚友好。同时，拜登也表示在必要时会对中国采取措施，尽管没有明确说明是何等措施。

可以说，在经贸方面，拜登团队若能上任，对中美关系有一定的利好：如比起打压中国公司，拜登团队将更着重于提高本国的能力——生产能力，研发能力等等。同时，考虑到拜登本人在此前从政期间支持商业的一贯立场，可以判断关税问题在拜登团队之下可能获得更多的讨论空间。但是，拜登之下的中美交流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拜登可能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将商贸问题作为拥有极大权重的核心议题；拜登政府将同样聚焦其他方面议题，如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以及中国一些敏感区域的政策问题。由于这其中不乏一些中国绝对不会进行妥协的议题，这同时会造就中美关系中更多的潜在分歧。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拜登团队极有可能采取的，团结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的策略。

首先，民主党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化的团体，因此美国极有可能在拜登团队的带领之下停止退群，恢复加群，甚至在所有群中寻求领导地位。美国学者也不断提出所谓的团结“自由世界”的策略，美国则将成为其领导者。

并且，拜登本人拥有极为丰富的外交经验，其人更是十分擅长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建立联系。仅在亚太地区，拜登本人就多次表示将在其任期内加强同传统盟国，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系，并深化与印度、印尼等国的关系。这无疑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这一点也有迹可循：奥巴马时代，其政府就提出了“亚洲再平衡”等战略，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是那时的产物，拜登本人更是其支持者。如果拜登团队得以获胜，甚至不排除美国可能同当前的CPTPP重新谈判并选择加入。对于中国来说，这都将是更为具有挑战性的发展。

总而言之，如果拜登得以成为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不小的改变，但对中国的态度却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当前的态势。诚然，拜登团队较特朗普政府要守序得多，双方或许可以回到一个更为合理的节奏中来，在一些需要合作的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也多半将采取较特朗普政府更为开放的态度；但是中国面对拜登团队所需要应对的挑战，并不比面对特朗普政府时小。拜登团队将重新构建被特朗普破坏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格局，但是从现在的局势来看，很难保证中美关系将能被修补到何种程度，中国也需要为可能到来的极富挑战的国际格局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