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报告 | 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观察
近期，美国权威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发布了名为《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报告，这是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做的一个系统研究。
走出去智库（CGGT）合作伙伴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门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了翻译。从内容来看，该报告的有些分析判断难免有失偏颇，但是对中国学者全面观察“一带一路”却有一定的意义。报告中某些观点能让我们更清醒地了解“一带一路”的国际评价，对我们完善“一带一路”决策具有很大帮助。
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该报告的翻译全文，供关注中美关系和“一带一路”的读者参阅。
要点
1、尽管有很多最近广为人知的挫折，“一带一路”仍保持着可观的势头。这一战略将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
2、尽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采取了强硬的公共路线，特朗普政府迄今仍避免表达大规模反对意见。
3、在将会保留在欧盟框架之内的主要大国之中，法国对“一带一路”采取了最积极的态度。
正文
文/丹尼尔•克里曼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阿比盖尔•格蕾丝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助理研究员
中国正在制造一场权力的游戏，以将全球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它的“一带一路”战略力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将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这些项目包括港口、铁路、发电厂和通信网络等。中国已经将“一带一路”描绘为一个共享发展和增长的引擎。但是，尽管北京的战略确实解决了基础设施的需求，“一带一路”最终是为中国实现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的野心而服务的。
据估计，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北京仍然叫做“一带一路”的战略（尽管在英文中叫做“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尽管“一带一路”的许多方面仍然不透明，且它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它的三个要素是明确的。第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它始于中国，贯穿中亚，直至欧洲，还包括一些分支延伸到巴基斯坦和中东。第二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始于中国沿海，直到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并以东非和地中海为终点。快速出现的第三个要素是“新数字丝绸之路”，它将会为海陆沿线提供通讯和信息联通性。
对中国来讲，“一带一路”最初且依旧是首要的动力来自国内。这一战略使中国在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回报逐渐减小的时候，可以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它可以通过将中国边远的欠发达省份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加快它们的经济增长。此外，“一带一路”为国有企业创造了国际机遇，而北京一直致力于将国有企业打造为全球最优。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民族复兴”愿景——中国在亚洲不受限制并引领全球的重要工具。
地缘政治动机同样支持着“一带一路”，且已变得日益明显。对数字联通性方面日益增长的关注，表明北京对塑造21世纪经济治理标准和平台的浓厚兴趣。“一带一路”战略也反映了北京对于其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仅依赖需经过脆弱海上瓶颈的海运的持久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没有支配的国际组织新形式的渴望。
为“一带一路”争取联合国的支持
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获得高水平的多边支持以巩固这一战略的国际合法性。这包括一个主要且成功的努力，即赢得联合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2016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签署了一项关于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展开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巨大的潜力”，指的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潜在协同作用。联合国正在将其最初的修辞上的支持扩大为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更广阔的号召。2018年6月，联合国大会（UNGA）召集了一场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规格讨论会。联合国认为一带一路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极强的重合性，这并非偶然。中国已经利用了联合国办事处，在那里，中国人占据了重要职位以使“一带一路”胜出。在美国对联合国采取一种较为对立的措施的时候，额外的中国资金前景也可能增加了“一带一路”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将实际的项目与巨大的宣传努力结合起来。在一项旨在扩大这一战略影响力的信息性叙述支持下，“一带一路”描绘了一幅中国不可避免强势崛起的图景。为了支持这一愿景，北京强调了“一带一路”的规模和范围。在与参与国的双边声明中，中国例行公事地宣布了它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履行的令人惊讶的投资承诺。在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的开幕辞中，北京将确保国家元首的出席作为最优先的考虑，大部分是为了面子的缘故。最近，中国公开声明已将“一带一路”扩大到包括北极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这一新的发展为北京的战略带来了危机。“一带一路”修辞上的扩大，最终到底会加强中国的优势还是散播困惑，仍是不明确的。
尽管有很多最近广为人知的挫折，“一带一路”仍保持着可观的势头。这一战略将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十九大已经把“一带一路”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侵蚀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一带一路”的影响已经日渐显著，并从地缘政治延伸到商贸，再到国家治理和发展。
（一）地缘政治
中国军队（PLA）将会更加全球化。“一带一路”增加了中国投放海外军事力量的需求，同时也增强了中国这样做的能力。保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需要解放军海军更定期地巡逻连接中国遥远港口投资的海上航线。此外，随着中国投资和工人进入遥远甚至危险的地区，解放军将更加频繁地面对保证平民疏散、人道主义援助、赈灾和反恐的情况。类似2015年从也门疏散中国公民和其他外国公民的行为表明，当中国利益迫在眉睫时，解放军将在海外行动。过去，专门物流网络的缺乏限制了解放军部署海外地区的能力。通过建设两用的基础设施，例如支持解放军在印度洋地区及其他地区行动的港口和机场，“一带一路”解决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吉布提建造了一个临近的商业港口之后，获得了军事设施，这可以作为“一带一路”为全球性解放军铺路的一个很好典型。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军队将会面临新挑战。从中国的海外军事扩张开始，“一带一路”呈现了大量的军事挑战。在吉布提，中国现在与美国势力以及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势力近距离运作，鉴于曼德海峡基地的增多，在如此日益混乱的操作环境中，很有可能出现突发事件。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也对美国的军事积极性造成了威胁，从情报收集问题到对美军的骚扰，正如近期向一位美国飞行员发射激光所表明的那样。抛开吉布提不说，“一带一路”也有助于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永久驻扎。这些增加的水下力量将首先影响美国和印度海军，但也会为日本和欧洲控制印度洋地区的军舰造成问题。从更广的角度而言，若到了中国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并将空军和导弹防御能力整合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军事节点或基地这样的程度，它会更确定地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西太平洋地区之外的军力置于危机或冲突风险之中。最后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新数字丝绸之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生态逐渐增长的参与，可能会危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建立的网络。这会使美国前线基地的运营安全复杂化，并束缚加强美国与其他外国军队互动的机会。
中国将会获得持久的外交领导力。通过贷款给一些政府，这些贷款超过其偿还能力，中国制造了将接受国置于依赖和脆弱性境地的债务陷阱。中国通过这一方法获得的外交领导力是长期的。财政义务超越了政治领导权的变化，并束缚了继任政府的回旋余地，甚至包括那些想要摆脱北京的政府。此外，债务负担变成一种灵活的影响形式，使中国能够获得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和军力的介入权，并从南中国海争端到人权问题，中国都可以迫使这些国家予以支持，或至少减少反对。中国成功地将斯里兰卡的债务义务转化为债务换股权方案，获得了极富战略意义的汉班托特的99年租期，这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希腊在中国对其大量投资之后，成为北京反对欧盟人权定罪的防卫者的新角色。
欧洲关于中国的分歧将会加深。“一带一路”正在削弱欧洲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因为南欧和中欧不太富裕的国家公开欢迎中国投资，而西欧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仍然很谨慎。西欧的领导人，例如英国的特蕾莎·梅和法国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对明确签署“一带一路”协议表示出了克制态度，并强调中国达到国际标准的需求并防止把他国变为附庸国。欧盟已经采取了一个相似的手段，要求“一带一路”坚持一系列准则，包括市场规则和国际标准。与之相比，南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包括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已经正式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将会限制欧盟在对华关键问题上的行动，从在国际论坛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到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要求来筛选中国在敏感产业的投资。
中国为地缘政治利益操控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将会提升。通过海外投资活动，北京将会在将全球的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分配网络中扮演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这在主要集装箱港口最为显著。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在2015年拥有或投资的港口承担了所有集装箱运输的三分之二，这一数据从那时起可能已经增长，因为北京已经着手新一轮的购港狂欢。除港口之外，中国在船舶工业也扮演着领导者角色。由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多重砝码，如果贸易冲突逐步增强，或者当军事危机或冲突发生，中国将有能力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和不可再生商品例如关键矿产等的供应来影响市场价格。这可能有多种形式，从延缓交货，到让货物停靠在码头并否决装载/起吊权。通过这种方式，“一带一路”将会扩大北京的经济强制手段。在和平时期，中国会更巧妙地利用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例如，通过把低效率引入一个地缘政治上很重要的外国公司的供应链，来降低其竞争力。
中国掌控能源安全的能力将会提高。如今，北京的能源进口绝大多数依赖海上贸易，并对未来冲突中海上封锁的经济影响十分担心。它意图让“一带一路”中的管道网络和港口形成马六甲海峡的替代选项，这一承担了大约80%的中国进口石油的海峡可能会成为潜在的瓶颈。当与解放军在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的足迹联系起来的时候，“一带一路”项目，例如计划中的连接瓜达尔、巴基斯坦到喀什（中国最西部省区——新疆的重要城市）的输油管道，会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新高度的象征。不过，事实上，鉴于它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从中东和非洲进口大量化石燃料，在“一带一路”下建设的管道和港口可能对减少中国对于海上咽喉的依赖并没有多大作用。
（二）商业
国际商业标准将会受到压力。随着中国竞相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建立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它的行为有时偏离了现存的商业标准。这些标准，例如透明的投资程序、与社会和环境责任准则的一致性，和债务可持续性等，反映出被投资国和接受国一直学习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公平地说，“一带一路”不是一整块巨石，其中一些投资坚持了全球准则。但是，其他投资却将项目引入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的公司，涉及极度不适宜的贷款利率或者虚增的费用。例如，中国对缅甸皎漂深水港项目最初的估价达到73亿美元；而一个外部实体则预测同样的项目可以用13亿美元完成。当地民间社会团体也表达了这样的关切，即这一项目忽视了世界银行在环境和人口重新安置上的最佳做法。北京声称，它意图建立一个新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这表明其战略将对现有国际法律标准造成越来越多的挑战。正如所提出的那样，相比接受国的当地法庭或者现存的国际仲裁框架而言，这一机制将会置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并为北京提供一个更具延展性的工具来解决“一带一路”的法律争议。
中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能力将会提高。“一带一路”提出了北京成为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大国的意图。随着中国国内的科技精英出国建设“新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建立国际标准和建设新的在线连接平台的大胆想法将会获得额外的动力。深化中国在那些对未来网络治理模式仍有矛盾心理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的参与度，将会支持北京提出的建设一个新的网络模式的能力，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权力和主权得以贯彻。为了进行全球竞争，中国快速增加的技术公司要求获得更多的外国数据。“新数字丝绸之路”的通讯基础设施很可能带来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将最终使中国公司更有效率地对接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地区的市场和消费者。这些数据也可能使中国的人工智能工业繁荣起来，加强中国已经享受的优势条件，鉴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政府支持性的规章制度。除数据之外，“一带一路”还可能作为一个机制，为中国在合作技术项目上招募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这样的技术合作，中国可以利用来自全球的人才，尽管它本身还不是一个相对有吸引力的高技术人才移民的目的地。
主要国家将会努力偿还“一带一路”债务。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融资涉及贷款而非赠款。许多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也缺乏评估其偿还能力的技术能力，这是一个特别的挑战，鉴于北京忽视债务可持续标准的意愿，而债务可持续标准通常可作为投资国和受援国的护栏。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一带一路”项目未来的融资把八个国家置于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下：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黑山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在这八国当中，吉布提、马尔代夫或者巴基斯坦的还债危机将尤其会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制造可怕的地缘政治后果。除了中国，世界上主要贷款国都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巴黎俱乐部为债务国所遇到的还贷困难找到了协调和可持续的解决措施。在重建方案中，中国可能会提出侵犯债务国主权的非标准让步。为换取债务减免，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吉布提的军力，或者确保战略性商业资产的所有权。巴基斯坦的金融危机将会给北京带来额外的领导力，以便于在瓜达尔附近布置兵力，更不必说对印度和阿富汗潜在的溢出效应将会进一步动摇这个国家。这将会与中国解决斯里兰卡债务的方式一致，以确保对汉班托特港为期99年的租约。复制到别处，这样一种手段将会使北京建立一个逐渐扩大的军民两用设施网络，而这将会为其军事力量介入印度洋地区的美军行动奠定基础。
非中国公司将会面临不公平竞争。从表面上看，中国计划投在“一带一路”上的巨大基础设施花费为总部在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商业机会。尽管中国公司可能有潜在的费用优势，但像柏克德和福路这样的公司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由于其出众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效率。至少，非中国公司可以提供提供许多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专业性服务和高价值的元件。但是，一份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出资的亚洲和欧洲交通项目的89%的承包商都是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合同的竞标中，中国公司有众多优势。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直到官方宣布之前都是不透明的，这为与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提供了信息优势，有利于它们在外国公司有机会投标之前确保交易。此外，中国公司可以获得通过不透明机制，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分配的大量国家资金。外国公司明显缺乏这一易得的融资方式。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外国公司排斥在“一带一路”之外；它们确实可以参与和获利。但是，这样的参与将会在北京的条款之下，通过像被用来提取外国技术和组织诀窍的合资企业这样的架构来进行。在对“一带一路”怀疑态度不断增长的国家，与非中国公司合作可能会帮助北京赢得当地信任。
中国将会努力把“一带一路”的一些金融风险转移到外部。北京正在鼓励美国和欧洲投资银行及制度投资者把资金投入“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些西方企业已经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举办了“一带一路”会议并指定高级人事部门领导工作。西方银行也开始直接参与“一带一路”融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渣打银行，它已经承诺到2020年要为“一带一路”提供200亿美元的融资。今年年初，渣打银行还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些条款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会在未来5年为渣打银行提供15亿美元来支持贷款。而渣打银行将会“做出缩减的决定，并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一个正在出现的现象是，中国建立投资工具以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的企图，这可能会掩盖潜在的风险。由于为“一带一路”融资将会在下一阶段主要被中国控制，这些争取西方资本的企图值得密切关注。
中国的金融雄心将不会得到满足。北京一直以来致力于将人民币转化为全球货币，并在世界上扮演更加核心的金融角色。与之相应，“一带一路”的一个目的就是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中国已经迫使很多国家接受“一带一路”投资以人民币进行交易。但是，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使用依然并不一帆风顺，事实上人民币已经在近年来的所有国际交易的份额中都下降了。“一带一路”对中国在国际债券发行市场上的地位是有利的。中国证监会最近允许外国公司和政府支持的机构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一带一路”官方债券。然而，区分这些债券的标准仍然模糊不清，外国发行者遣返资本的能力也是如此。至少在短期内，“一带一路”不太可能克服中国全球金融角色的结构性限制，从资本管制到人民币可兑换性的缺乏，都是如此。在利润率提升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支付系统的采用，这些系统已经在国际上有所推广。
（三）治理与发展
一些接受“一带一路”投资的国家的治理质量将下降。参与“一带一路”的许多国家都有较高的腐败程度和较低的民主程度。尽管中国在2011年颁布了反外国贿赂法，但中国在其海外公司实施承诺上并没有显示多少兴趣。在治理较弱的国家，中国企业将面临强烈的诱惑参与贪污和其他不诚实的商业行为，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可以通过迅速推进一带一路而在国内获得政治信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层面将进一步加剧腐败问题；在中国寻求控制战略性商业资产或军事准入的国家，政治精英的获取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中国几乎不是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它表示愿意在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日益偏远的地区捍卫专制领导。 马尔代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京在该国宣布紧急状态并监禁法官及反对派政治人物后支持阿卜杜拉·亚明总统。
中国的数字监控机制将会扩散。北京正在利用无处不在的摄像机、人脸识别软件、在线监控以及通过人工智能的新进展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来建立世界上最全面的数字监控机制。“一带一路”将会在中国公司建立支撑“新数字丝绸之路”的通讯基础设施的同时，出口这种机制的元件。中国科技公司对于和专制政权合作几乎没有什么不安。 据人权观察组织称，在埃塞俄比亚，可能在“一带一路”出现之前，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就“出售技术并提供培训，以为埃塞俄比亚的专制政府监控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活动”。今天在肯尼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以及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与中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华为公司正在与地方当局就被称为“安全城市”的领域进行合作——一个提供全面城市监控的平台。在一些中国城市，这个平台已经与国家警察数据库完全整合在一起，使当局能够跟踪居民的旅行和个人社交，并将一些人标记为易于犯罪。即使出口版本的“安全城市”没有立即达到这种效果水平，隐私和自由将会在“新数字丝绸之路”受到损失。
真正的基础设施需求将被满足。“一带一路“解决了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各国未来基础设施需求与目前投资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仅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这一差距估计为2016年至2020年预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4％。“一带一路”不会缩小这一差距，但却会是基础设施支出的主要来源，这将补充多边开发银行（MDBs）和发达经济体捐助者提出的问题。虽然一些高利率的“一带一路”项目相当于白象，对于促进受援国的长期增长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将大多数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视为经济上不可行是错误的。许多国家迫切需要改善其运输、电力和通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特别是在他们的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并缺乏许多非中国公司在运营时所要求的国内稳定性的情况下。
各国将体验“中国第一”发展模式。虽然“一带一路”所解决的基础设施需求是真实的，但中国的方法推进了一种旨在最大化其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 首先，大多数项目融资将来自贷款而非赠款。中国经常引进自己的工人来建设基础设施，剥夺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与其他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在建立人力资本或转移技能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使各国陷入单方面的财政收入分享协议当中。例如，在巴基斯坦，中国预计在未来四十年内将获得瓜达尔港口91％的财政收入。在执行“一带一路”项目时，北京也忽略了当地对环境破坏和重新安置的担忧。最后，在推动“一带一路”下的燃煤电厂出口方面，中国在受援国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电力形式，而中国在国内却在致力于向清洁能源过渡。
多边开发银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合作。世界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不会成为“一带一路”的平衡力量。事实上，许多机构是支持它的，因为西方国家对参与MDB资本额调整工作的兴趣有限。世界银行尤其支持，其行长已经明确认可：“世界银行集团非常自豪地支持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努力。.……‘一带一路’将改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大陆范围。”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同样寻求在“一带一路”上与中国合作。如果多边开发银行坚持维护国际标准，例如透明采购程序和债务可持续性等等的话，它们未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共同融资可能会提高标准，并有助于削弱目前的“中国第一”发展模式。然而，鉴于多边开发银行目前投入基础设施的资源比较少——尽管它们开始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一些项目的共同融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带一路”的特征，其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国国家机构。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回应已经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实施的临时政策演变为特朗普政府治下更全面但执行不均衡的方式。尽管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持续增长，但美国尚未通过系统和资源充足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该努力旨在尽可能地塑造它，在需要时进行竞争，并为各国提供经济发展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替代性的愿景。
奥巴马政府
奥巴马在入主白宫期间，“一带一路”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该政策的重点是巩固合作领域，例如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同北京与外海地区展开竞争。奥巴马政府从未制定出一套应对“一带一路”的全面方法，但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事实上相当于回应的举措。
其核心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作为旨在提升商业、劳工和环境标准的高质量贸易和投资协议，TPP是美国未来亚洲经济秩序愿景的基石。奥巴马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清楚地看到TPP将帮助美国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还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进行了有限的尝试，但大部分没有明确的意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竞争。最突出的是新丝绸之路倡议，这一倡议于2011年由国务卿希拉里发起，该倡议旨在通过重建与邻国的交通和能源联系来加强阿富汗的经济，并被公开确立为美国与中国以及印度合作的机会。
2013年，奥巴马政府引入了美国-东盟通过贸易和投资加强连通性的倡议（USACTI），这是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共同努力，旨在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激励非传统的商业行为者。同年，国务院公布了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IPEC）的概念。IPEC的目标包括建立新的区域能源联系和加强贸易和运输走廊。
随着奥巴马政府于2017年1月结束任期，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策略仍然是零碎的。在行政部门内，区域和职能部门的孤立性使其对中国的横切战略难以制定连贯的反应。尽管奥巴马捍卫TPP，但国会拒绝批准该协议，而且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严厉批评该协议。 最后，其他善意的连通性努力，如新丝绸之路倡议、USACTI和IPEC从未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成为“一带一路”的部分替代品。
特朗普政府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一带一路”采取了更具战略性的观点，将其视为与中国在权力、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全球竞争的一部分。
因此，特朗普政府将更多的高层关注投入到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公开批评的立场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多次公开评论说“有许多带，许多路”，暗指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秩序的结构性问题。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他对“一带一路”进行了一次露骨的批评，呼吁“附带许多条件的受国家指示的计划”的替代选择。“一带一路”也塑造了美国官方的战略文件。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世界秩序的自由和压制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警告，并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加强了其地缘政治愿望。”国防战略明确提到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经济问题通常不属于国防部的职权范围。
尽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采取了强硬的公共路线，特朗普政府迄今仍避免表达大规模反对意见。它也没有要求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大力抵制“一带一路”项目。事实上，当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召开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美国派遣了专门负责亚洲政策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出席。以这种方式，特朗普政府在避免出现支持中国战略的同时，在论坛上有一位官员批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不透明标准和不可持续的融资做法。
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不断发展的回应当中，发展最快的方面是强调与盟国和伙伴的合作。这最突出地以新双边协议的形式展现出来。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确定了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与其日本同等机构——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之间的官方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高质量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美日基础设施投资替代品。”在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2018年2月访问华盛顿期间，OPIC与澳大利亚政府签署了类似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和对话已经开始联合竞标基础设施项目。最近，在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7月召开的印度太平洋商业论坛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投资三方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何处相交
特朗普政府经常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FOIP）。把FOIP解释为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是错误的。相反，FOIP最好被理解为特朗普政府试图为未来美国在亚洲的参与制定一个有凝聚力的战略。在阐述FOIP时，特朗普政府至少在言辞上仍然愿意与中国合作：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有空间塑造地区秩序，欢迎双边尽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展合作。也许中国“一带一路”与华盛顿最新的亚洲战略之间最切实的交汇点是政府和国会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有的话，FOIP将成为更广泛的政策保护伞，在这个保护伞之下，美国将部署印太地区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具体的应对措施。
特朗普政府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其他潜在因素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特朗普在2017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论坛上发表讲话，肯定美国将更新其发展融资机构。他的政府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支持推动国会立法，将OPI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私营部门活动合并为一个更敏捷、资金更充足的美国发展金融公司。在印太商业论坛上，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美国新倡议，包括新的“帮助合作伙伴获取私人法律和金融咨询服务的交易咨询基金”以及“数字联通性和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在印太商业论坛上宣布的这些和其他倡议——由1.13亿美元的新资金支持——相当于美国与该地区经济合作的“首付”款。在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采取更主动态度的同时，特朗普仍旧反对美国重新参与TPP，因为该协议目前正在起草，并坚持认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吸引地区利益相关者的更有效方式。
鉴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范围及其背后的融资水平，美国有效的做法将需要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特别是那些在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上拥有大规模资本和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以下是美国盟友和伙伴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并对其作出回应的快照，借鉴了2018年上半年对日本、印度、欧洲、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进行的研究性访谈。
日本
东京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权力游戏，但认为批评反对的姿态会适得其反。 日本围绕“一带一路”的关切涉及到对中国形成债务依赖、侵蚀国际商业标准来为更加全球化的解放军铺平道路。日本政府的成员正在密切关注“新数字丝绸之路”，并担心它将使中国在第三国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东南亚。
自2015年以来，日本已开始积极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竞争。 同年5月，首相安倍晋三启动了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将在2020年前向亚洲国家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日本政府也加强了与印度和美国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度。亚非增长走廊（AAGC）于2016年11月提出了一项合作开发计划，其中日本和印度都利用各自的优势来加强IOR的连通性。和美国一起，日本寻求通过签署JBIC和OPIC以及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之间的协议来建立新的合作平台。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与欧洲探讨在亚洲的连通性项目，也可能在中东和非洲推进。
日本仍然不愿与中国签署支持“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东京选择派遣执政的自民党秘书长二阶俊博参加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近，在安倍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峰会期间，两国宣布成立双边公众-私人理事会以评估第三国基础设施合作的可能性。
东京打算将此类合作置于“一带一路”的保护之下，并将与中国在第三国基础设施项目上的选择性接触作为获取信息和鼓励中国与国际商业标准更紧密结合的有用机制。同样激励日本的方法是为其公司创造商机，并通过直接参与削弱北京对特定项目的影响力。
印度
新德里仍然坚决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是对其国家主权的侮辱，因为这一努力中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延伸到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从新德里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两用基础设施引发了中国包围圈的幽灵。
印度采取了一些外交措施来表达对“一带一路”的对抗。新德里拒绝了北京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邀请，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2018年4月与国际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甚至拒绝对“一带一路”进行温和的认可。在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官方公报中，印度发出了唯一一个反对签署“一带一路”的声音。印度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反对“一带一路”的原则。
新德里的竞争方法涉及多方面的努力。印度通过与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签署陆路运输协议以及解决与孟加拉国的领土争端，加强了在南亚的关系。印度也在发展自己的基础设施和军事通道的区域网络，减少中国从“一带一路”投资中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为此，新德里正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伊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商业项目。印度和法国于2018年3月达成了一项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使其海军能够在阿拉伯海湾、吉布提和其他地方使用法国设施。
由于认识到其资源仍然有限，其影响力在南亚以外地区严重减少，印度正在加强与其他对中国“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的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它与日本的联系已经形成了外交声明，强调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承诺以及启动AAGC。更具体地说，来自印度和日本的公司正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共同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在应对“一带一路”方面，印度也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专注于IOR，两国正在努力确定具体举措以抵消该战略的地缘政治影响。最后，印度通过新的“联合战略愿景”扩大了与法国的关系，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欧盟
欧盟内部对“一带一路”的观点不同。欧盟的外交政策机构、巴黎和柏林，以及某种程度上，伦敦，都怀疑地看待中国的战略。在较不富裕的南欧和东欧，“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欧盟一直在努力通过参与塑造“一带一路”，同时推进自身的基础设施愿景。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呼吁通过与北京和多边亚洲集团的合作，应对“中国的连通性向西发展”。从那时起，欧盟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合作，因为它愿意维护中诸如“市场规则，透明度，公开采购和对所有投资者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原则。随着中国寻求通过投资削弱欧洲的凝聚力，欧盟对“一带一路”的失望正在增加。
2018年初，北京28位欧盟大使中有27位签署了一份泄露的报告，称“一带一路”违背了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议程，推动了有利于受到补贴的中国公司的权力平衡。尽管布鲁塞尔并未被视作“一带一路”的对立面，今年欧盟将推出一项带有这些原则的“欧亚连通计划”。
在将会保留在欧盟框架之内的主要大国之中，法国对“一带一路”采取了最积极的态度。在2018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马克龙总统表达了法国对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放态度，但强调“这些道路不能成为新霸权的道路”。法国的行为反映了马克龙的意愿。虽然不愿正式签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但巴黎欢迎在特定的高质量项目上进行合作——尽管根据与北京在第三国合作的经验来看，预期很低。考虑到法国在IOR地区的领土以及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行动，巴黎对“一带一路”军事层面有着深深的担忧。为了缓解“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法国提升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国防伙伴关系，并增加了在印度-太平洋的军事力量。
在政府层面，德国主要通过在面对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下维持欧盟的一致性来看待“一带一路”。其次——但仍然是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北京的战略将推进一套新的中国利益优先的国际规则。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德国主要公司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机遇，而大多数公司则不那么乐观。德国私营部门也担心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输出其商业标准。在实践中，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有计划的方法。在2017年的BARF上，德国代表制定了中国最终拒绝的参与标准。德国著名政界人士呼吁对中国采取“一个欧洲”的做法——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仍未明朗。
由于英国正在努力解决脱欧的经济问题，一些旁观者称中国是一个可能的新经济伙伴。然而，英国同时越来越意识到与中国境内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首相梅的现任英国政府已经偏离了她的前任对中国过分的迁就态度，而是选择尽可能谨慎地接纳和塑造“一带一路”。在2018年5月初访问北京期间，她没有完全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部分在于英国继续怀疑中国将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管理其基础设施活动。
海湾合作委员会
海湾合作委员会已成为中国在中东“一带一路”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 事实上，所有六位成员都签署了与北京合作的备忘录，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这已成为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密切关系的基础。
沙特阿拉伯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使其2030年的国内发展路线图与“一带一路”保持一致。王国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旗帜下的投资是实现经济转型愿望的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沙特政府认为，由于其庞大的财政资源和投资规则，它可以与中国合作，这需要当地合作伙伴和外国公司的生产力。伊朗是这个王国的激烈对手，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另一个主要区域伙伴，这并没有阻止沙特阿拉伯采取这一倡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一带一路”视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在福音，并将此作为与中国海外联合投资的机会。特别是，阿布扎比热衷于推动“一带一路”的海上连通性元素——它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与其自身的商业利益基本相辅相成。例如，阿联酋与中国共同推出了100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基金，部分用于支持海外、主要在东非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在阿联酋的发展项目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例如中国在哈利法工业区的参与。鉴于阿联酋对“一带一路”的担忧，他们大多是商业性的——未来的中国-伊朗陆上走廊可能会削弱其作为主要区域转运枢纽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GCC成员仍然忽视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政治层面，因为北京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潜在的经济利益上。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内部，中国是否会寻求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两用设施转变为军事通道，以及这是否最终有助于或有损地区稳定，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必须与其盟国和伙伴合作，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华盛顿应该避免采取纯粹的对立方式，尽可能地加以塑造，在需要时进行竞争，并提供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连接的积极愿景。美国无需与中国为“一带一路”提供的资源水平相匹配；它只是必须提供可靠的替代方案，使国家能够做出选择而不仅仅依靠北京的基础设施需求。
建议：纠正基本原则
1.推进积极而雄心勃勃的美国经济愿景。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最有效方法将引领美国国际发展、贸易和投资议程。仅靠硬基础设施并不能使各国走上长期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道路。美国应该系统地促进以当地生产力建设、技能转移、负责任的债务管理、质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在理想情况下，这应该单方面地与日本、欧洲、印度和其他市场导向的经济体一起实现。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一系列涉及来自美国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代表以及这些盟友和合作伙伴中的一个或多个的“自由、开放和可持续”的经济论坛，可以展示这一模式。企业家精神——一项美国的优势，被许多政府当做创造就业和提升增值阶梯的关键因素——应该在这些论坛上被特别强调。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之间划出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些行为直接破坏了大量美国人的生计，以及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经济接触带来的压倒性利益，美国政治领导人应该再次寻求多边高质量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无论是通过重新加入TPP还是重新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通过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致力于提升标准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的新配置。作为先决条件，美国应该重新调整其贸易执法战略，将关税仅仅集中在中国，而不是对和“一带一路”竞争至关重要的美国的盟国和伙伴。
2.发展并执行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对立面。美国对中国战略的回应必须完全集中在信息领域，在该领域，北京有效地发挥了其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影响力，并努力将“一带一路”描绘为其不可避免地崛起为全球首要地位的象征。美国必须建立强大的非军事公共外交能力，重建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的目标和职能，但这种目标和职能应当针对21世纪。这种能力应该适应数字时代和更加拥挤的媒体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事实是有争议的，记者之外的人物越来越多地扮演验证者的角色。美国应该通过这种重组能力进行沟通、突出和教育的关键信息包括美国在现在寻求中国帮助的国家的投资规模、美国“自由、开放和可持续”模式的优势、中国的投资承诺与其具体活动之间的“说-做”差距，以及中国基础设施融资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美国应该鼓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志同道合的欧洲盟国采取补充性的公共外交努力。它还应积极宣传反对“一带一路”的信息——例如，强调美国在某些国家的新闻业进行直接投资，以及向当地记者提供中国政治腐败的证据。
3.为美国回应的所有要素提供资源。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需要为其信息和经济手段投入更多资源。在军事方面，国会已采取积极的初步措施，即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要求总统的2020财年预算纳入印度太平洋稳定倡议，这将扩大美国的能力，并提供具体的对伙伴和盟友的援助。NDAA将现有的亚洲海事安全计划扩展到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将使国防部能够有效地将现有资金重新编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参与的更广泛的国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资源引向国防部这一美国的回应势必会失败。国会采取的一个有希望的步骤是引入亚洲再保险倡议法案，该法案如果颁布的话，将在五年内投入75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国会应该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获得适当的资金来支撑21世纪的公共外交能力。国会还应该将美国国际开发署内部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印太地区——中国最积极争夺的地区——以确保美国能够更有效地与“一带一路”竞争。最后，通过立法，例如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BUILD）法案，这已经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国会应通过大幅提高OPIC贷款上限，并允许美国政府取得参与海外项目的股权，实现美国发展融资的现代化。
建议：地缘政治
1.协调战略投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应根据其经济和军事价值的综合评估，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位置和基础设施项目，并协调各自的投资。在美国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应率先采用这种方法，将相关部门和机构与其盟友和伙伴召集在一起，并可能通过新宣布的机构间实体来管理美国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参与计划。为了补充现有的协调机制，例如美-日-澳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一个有利于自下而上信息共享的平台将会成为建立和正式派往面临掠夺性中国投资的国家大使会晤机制的要素之一重要。这种方法将有助于确保有着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相似担忧的资本了解东道国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北京的活动。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也可以利用其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集体影响力，将重要资源用于最重要的项目。利用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将部分降低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使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能够更有效地在经济和军事利益受到威胁的地区展开竞争。
2.在印度洋进行军事姿态的防御和进攻。“一带一路”将为海外日益增长的解放军势力铺平道路。美国应该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和英国合作，确定未来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设施可能会在何处设置，以及在和平时期、危机和冲突中，其中的哪些将产生最大风险。基于这一评估，美国和这些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应采取协调行动，尽可能限制中国的军事介入，并在绝对必要的地方加以阻止。这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向可能的东道国延伸来悄悄传达他们土地上的解放军会展现出最不稳定的因素，以及伴随着他们对中国军队开放大门而对主权造成的潜在影响。在解放军存在会带来不可接受风险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可以对两用基础设施进行竞争性投标，并对当地民间社会和记者进行教育。除了防御之外，美国还应该与其盟国和伙伴一道，制定印度洋军事准入的长期愿景，即使中国成功扩大其军事存在，也将支持强大而灵活的区域态势。关键的第一步是召集该地区国家的国防规划者和有兴趣的外部力量来制造这一愿景，并确定一个或多个可能成为共享军事中心的地点，并利用印度和法国等国家之间现有的双边协议。
3.发起供应链对话。美国应该邀请其发达经济体的盟友参加一个新的、秘密的对话，讨论如何减轻中国对全球供应链日益控制的地缘政治风险。该对话将侧重于工业制成品和不可再生商品。在美国方面，财政部和商务部将共同领导讨论。该论坛将成为更紧密的政策协调的起点，包括与中国“一带一路”活动相关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信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为非正式程序协调奠定基础，以便将中国投资纳入目前由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控制的全球供应链中。
建议：商业
1.扩展美国的数字外延。美国必须在数字领域展开竞争，在该领域“一带一路”信息技术层面的潜在后果涵盖了从北京国内监管机制元素的出口到支持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 美国应与欧洲和日本合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支持下，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该基金将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由总部设在OECD国家的大公司的商界领袖组成。 它可以学习世界银行最近的女企业家金融倡议（We-Fi）。 该基金将支持致力于全球公认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信息技术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标。接受该基金支持的公司也必须接受对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软件和设备进行可靠的第三方审计。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应将数字专员计划扩展到更广泛的国家——可能通过与美国主要技术公司合作来创建类似于通过政府间人事法案建立的研究团体，该法案允许研究机构的专家服务暂时作为美国官员，然后回到他们的母公司。这些“数字研究员”将在美国驻中等收入国家的大使馆服务，为治理和商业问题开发新的数字解决方案。
2.推动区域连通性计划。“一带一路”代表着北京的自上而下的愿景——中国是横跨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公路、铁路、港口、管道和电信网络系统的主要节点——美国应该与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合作，促进区域经济连通性的解决方案。在东南亚，这样的愿景已经存在：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连通性总体规划2025。美国应与日本合作，倡议与东盟的连通性会议，探讨政府及其私营部门的新机遇，以支持东盟实现更大区域一体化的愿望。 此外，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应该振兴美国贸易和开发署，以确保中小企业能够打击“远距离暴政”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进行战略投资。美国应与印度和日本合作，将亚非增长走廊概念转变为一系列具体项目，各自的私营部门可以围绕这些项目进行合作。 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中两个重要成员——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寻求成为区域中心，很有可能与美国合作提出中东的连通计划。支持区域连通性概念将对美国产生双重好处，既可以含蓄地区分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愿景，也可以创建一个基准来评估北京的项目是否符合地区目标。
美国的成功究竟是什么样子
鉴于中国“一带一路”的范围，很容易得出美国将努力竞争的结论。 然而，即使没有全面的战略，华盛顿也已经与北京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直接对抗——并且取得了胜利。 以下是成功的样子：
2013年，乌干达政府开始招标，开发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利用该国尚未开发的14亿桶石油储量。在几次外国投标失败后，一个中国财团看到机会，开始与乌干达政府谈判，据报道，它以压倒性的优势被评为最佳竞标者。然而，一个受益于中国财团内部挑战的美国-意大利合资企业成功地争夺了最终成果。 美国大使馆为此次竞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2018年4月，美国-意大利合资企业正式中标，这对可能的中国投资者来说非常沮丧。在中标后的公开评论中，美国当地大使关注合资企业带到乌干达的许多项目融资和降低风险的好处，而乌干达越来越关注其国家债务负担。
这个成功的例子提供了更多的教训。首先，美国当地大使馆必须愿意继续发挥巨大的支持和教育作用。其次，包括美国海外商务署在内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应继续关注可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激励美国私营部门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性的替代竞标。 第三，在基础设施方面，利用欧洲、日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公司的互补技能和融资，有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竞争力。
3.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编制国际标准。在2016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世界领先的先进民主经济体签署了一系列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原则。同年晚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G20）肯定了许多同样的原则，包括“考虑到生命周期成本的经济效率、安全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生产力建设和专业知识转移……应对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与经济和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以这些原则为出发点，美国应与欧洲和日本合作，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内编制高质量基础设施标准。 该标准可以为各国首都和多边开发银行决定是否支持个别“一带一路”项目。它还可以作为开发高质量基础设施认证的基础，这些认证可能会鼓励公司和投资者竞争，包括来自中国的公司和投资者。最后，使用新标准，并通过与代表来自G20国家的企业利益的B20合作，美国应该提出公司和投资者可以做出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承诺”。
建议：治理与发展
1.准备好利用“一带一路”的幻灭时刻。与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主权的侵蚀以及不均衡的利益正在煽动一场强烈反对，这些反对在一些国家已经突破公共领域。这些幻灭的时刻提供了机会窗口来展示继续依赖中国的经济替代方案，并遏制了北京在一个国家精英中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快速兴起的窗口，美国国务院应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当地新闻和社交媒体情绪分析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报道，来创建一个供美国政府使用的数据库，以跟踪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各国投资的挫败感。这将使美国在反“一带一路”情绪激增所带来的机会时刻迅速实现资本化。
2. 促进“一带一路”目标国的政治弹性。北京在可以通过幕后交易捕捉精英和安全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拥有相对自由的手段。相反，拥有强大国内机制的国家最适合按照他们的条件参与“一带一路”。 因此，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政治弹性至关重要。当政治弹性受到挑战时，美国应与国际民间社会行为者合作，尽早参与以防止中国长期俘获精英。美国应采取全面的治理方法促进法治、透明度、问责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一种不太全面的方法——例如，主要侧重于支持选举——将无法促进对制造一个对腐败的中国行为冷淡的环境来说最关键的许多机制。认识到美国资源是有限的，华盛顿应优先考虑欢迎美国援助的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国家。然而，华盛顿不应该完全忽视对改善国内治理没什么兴趣的参与“一带一路”的大量国家。在不太开放的社会中，美国应该通过努力赋予民间社会权力和培训当地记者，来采取更加精细的方法。华盛顿还应该支持反腐败措施，以此来最大化政府效率，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中国影响力。
3. 提高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各国的技术能力。一些参与“一带一路”的政府缺乏评估中国合同的能力——例如，在债务偿还和基础设施生命周期成本方面——并且在实施阶段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监督项目。美国财政部的技术援助办公室（OTA）和美国贸易开发署的全球采购倡议为这一领域的外国政府提供了有限的支持。适度注入资金——目前OTA的预算低于5000万美元——以及对可能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的重视将产生巨大影响。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多个基础设施卓越中心（CoE）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技术生产。 在这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东南亚，日本可以与新加坡合作，发展其现有的亚洲基础设施卓越中心，更加注重提升区域技术生产力。美国和印度可以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建立中东和印度洋基础设施卓越中心，这将利用阿联酋航空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
通过“一带一路”，北京正在加大美中竞争的力度，以确定21世纪国际秩序的条款。作为一项由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支持的具有地缘政治覆盖物的连通性工作，鉴于美国国家经济、外交、信息和军事权力之间的经常性不协调，“一带一路”对美国构成了特殊的挑战。
然而，北京对“一带一路”的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曾经热烈欢迎中国在该战略框架下投资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他们对单方面交易和对主权侵蚀的担忧。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到了一个充满战略机遇的时刻。
现在是利用不断增长的对中国“一带一路”不满情绪的时刻。通过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美国可以提供经济增长和国际连通性的积极愿景，使各国在保持自主权的同时走上长期增长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在必要时直接与“一带一路”战略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活动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
如果没有美国领导的综合方法，中国的“一带一路”将继续为另一种国际秩序铺平道路，尽管目前遭遇挫折。北京的战略是违反事实的——从债务负担到地方精英的腐败——这将限制各国退出中国轨道的能力，从而有效地锁定其影响力。“一带一路”的数字元素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国家的地位，使其能够获取数据，加强对自由开放互联网的攻击，并破坏一些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网络。
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活动范围和规模来看，很容易屈从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注定的优势的叙述。由于现有的国际秩序承担了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利益，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与中国的竞争显然是可以赢得的——只要美国能够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并与盟国和伙伴一起为21世纪提出一致和令人信服的愿景。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