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跟踪华为全球扩张的轨迹，能看到它的一部全球知识产权博弈史。华为知识产权的突围，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从跟随者、学习者蜕变为领导者的典型样板。

　　从最初被动挨打，到今天主动出击，华为启动于2003年的知识产权战略，成功地为自己的十年全球扩张筑起了强大的护城河，亦为中国企业远征海外树立了知识产权规则运营典范。

　　本文为华为知识产权策略的上篇，希望对走出去企业有所裨益。

　　文章要点

　　1、知识产权竞争是一场实力与势力的博弈，是商战工具。

　　2、与思科对簿公堂后，华为认识到知识产权在全球扩张之重，着手建立系统的知识产权计划，开启系统化、职业化的专利申请之路。

　　3、与多家知名企业建立良好协商机制和交叉许可机制。

　　4. 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掌握谈判话语权。

　　5、面对IDC的非难，如果华为不积极应诉，一旦最终被美方认定违反“337”条款，则产品将被禁止出口到美国，并彻底丧失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

　　6、在337调查中，华为一方面敢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大胆运用反垄断规则，在国内起诉IDC垄断侵权。

　　7、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筹码，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弱势。

　　文章正文

　　文/走出去智库 屈丽丽

　　知识产权战略是华为成为世界上领先企业的重要战略。

　　1月中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披露了公司未经审计的2014年经营业绩，称其全球销售收入预计约为469亿～472亿美元（按2014年12月31日汇率折算），这一数字与全球最大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持平。

　　孟晚舟同时披露，2014年，华为研发投入约395亿～4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其15万员工中有半数从事研发工作，掌握着高达4.9万件专利，成为全球范围内前五大专利申报者之一。

　　事实上，华为铸就的专利护城河缘起于12年前与思科的专利诉讼，8年后，在面对美国IDC公司挑起的“337调查”的非难中，除了积极应诉外，华为更从防御战转为进攻战，用反垄断之诉对垒对方的知识产权侵权之诉，将对手同样拖入两个战场。

　　初涉国际舞台：与思科的较量

　　12年前，2003年年初，发生在思科、华为间的知识产权诉讼案，是中国通信业发展史上里程碑事件。

　　此案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改变了中国通信设备厂商的“低端”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件提醒走出去进行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竞争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是一场实力与势力的博弈，是商战的工具。

　　华为引发思科关注是在1999年。那一年，华为推出了接入服务器，其后华为的数据产品线开始延伸到了思科的心脏地带——路由器、交换机市场。一方面，国内市场份额直逼思科，另一方面华为眼光开始瞄向美国市场，这令思科寝食难安，并决定在知识产权问题向华为“亮剑”。

　　2003年1月23日，思科向美国德州地区法院起诉华为公司及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FutureWei，指控华为涉嫌盗用思科包括源代码在内的IOS软件，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他多项专利。

　　彼时的思科，是占据世界数据通信市场七成份额的超级垄断企业，其在基础专利领域的积累更是独占鳌头，在电信领域内进行完全的创新而不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在思科看来，不可能。

　　2003年2月4日，思科在向法庭递交的文件中称，华为在设法消除美国市场上的证据，阻止美国法庭就思科的指控作出判决。

　　对于这一场突出其来，并早有布局的国际诉讼，华为一方面发表声明，强调“华为及其子公司一贯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并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已经停止在美国市场出售和经销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华为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自身的技术实力。

　　2003年3月20日，华为与3COM成立合资企业——华为-3COM公司，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司华为全部以知识产权入股，并拥有控股权。

　　几天后，诉讼案第二次开庭，3COM公司CEO克拉夫林为华为出庭作证，肯定华为的技术实力，称华为没有侵权行为。

　　2003年6月6日，美国德州地区法院发布一个初步的禁止令，判决华为停止使用思科提出的有争议的一些路由器软件源代码，包括操作界面以及联机帮助支持文件。

　　不过，华为-3COM公司的成立让华为获得了另外的通路，2003年7月22日，3Com公司宣布，它已经获得必要的美国和英国政府颁发的出口许可批准。由此，华为可以与3Com公司分享与合资公司有关的3Com公司在美英研发的技术。

　　2003年10月1日，思科与华为签署一份协议，以中止在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的未决诉讼。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两家公司已就一系列行动达成一致，并预期在全部实施该等行动以及独立专家完成审核程序之后，该诉讼将得以终止。

　　经此一役，华为深刻认识到知识产权在其全球扩张中的重要性，开始着手建立系统而严密的知识产权计划。典型标志是调整了研发过程中对专利的使用，同时加大专利申请力度，开启系统化、职业化的专利申请之路。

　　2004年起，华为每年新增专利申请量将保持在2000件左右，2006年华为提交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575件，而2003年这一数仅为249件，是思科的2.4倍。同时，占到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14.7%，并在全球申请人中排名从第37位上升到13位，在纯通信企业中仅位于诺基亚和高通之后。

　　2008年，华为PCT专利数居全球第一，2009年华为PCT专利数居全球第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华为在专利积累上开始不断缩小与跨国竞争对手的差距。

　　同时，华为意识到，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与知识产权所有人谈判协商，由此，华为已经与包括高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3Com、Emerson、Arm等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协商机制和交叉许可机制。

　　而在交叉许可谈判过程中，华为认识到，只有不断建构自身在国际标准制订过程中的影响力，才能在谈判中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于是，华为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并鼓励工程技术人员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组织的工作，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2004年，华为向这类组织提交200多份技术建议——2001年只有17份，引后逐年递增。至今，华为在下一代无线通信标准LTE领域拥有的基本专利份额达到15%以上，业界领先。

　　与此同时，与思科的知识产权官司产生了另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后果，即华为内部开始对信息安全制度不再持有抵触情绪，员工们开始理解华为长期以来的保密制度以及对研发流程的管理，并由此开始了新的信息安全发展规划。正是这种对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为后来与摩托罗拉公司分解出售时引发的诉讼埋下了伏笔。

　　一场更高段位的交锋：对弈IDC

　　2011年之后，全球电信产业投资缩减，让知识产权的竞争向高端化发展。

　　过去十多年的前半段，华为因产品性价比高而屡遭竞争对手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贸易措施，后半段则因产品不断向高端定位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337调查”成为国际电信业巨头制衡华为的常用武器。

　　2011年7月26日，美国IDC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即ITC）提交诉状，申请对华为等公司启动“337调查”。

　　IDC旗下有交互数字通信有限公司、交互数字技术公司、交互数字专利控股公司和IPR许可公司等子公司，互为关联。该公司参与了全球各类无线通信国际标准制定，拥有一系列无线通信基本技术相关的专利，是华为进军无线通信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对手。

　　“337调查”，是指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该条款曾经多次修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与进口相关的某些投诉进行调查，并作出裁决，这些投诉大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一旦涉案企业被裁定违反了该条款，该委员会将发布相关产品的排除令和禁止进口令。

　　如果华为不积极应诉，一旦最终被美方认定违反“337”条款，则其产品将被禁止出口到美国，并彻底丧失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

　　IDC对与华为的知识产权纷争进行精密的布局，它一方面申请启动337调查程序，另一方面，还在美特拉华州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华为3G产品侵犯了其7项专利。而这些行为均发生在双方专利授权谈判过程中，意在获得更好的谈判筹码或优势。

　　这是一场更高位段的对弈。

　　2013年1月31日，ITC宣布，对华为等公司的3G、4G无线设备发起“337调查”，以确定这些产品是否侵犯美国公司专利权。而就在这一时点前后，华为的不同组件和产品也曾遭遇类似的调查。

　　对此，华为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一方面，敢于运用知识产权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在337调查中，终于获得有利的初裁结果；另一方面，华为大胆运用反垄断规则，打破对方的技术堡垒，在国内起诉IDC垄断侵权。

　　2011年12月6日，华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于IDC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华为起诉称，IDC公司利用参与各类国际标准制定，将其专利纳入其中，形成标准必要专利，并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华为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垄断行为，并索赔人民币2000万元。

　　深圳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定IDC公司因实施了垄断行为，判其赔偿华为公司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但法院同时驳回了华为公司在法庭上提出IDC公司对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捆绑搭售行为的诉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2013年10月28日，广东高院最终判定维持了深圳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定IDC公司因实施了垄断行为，赔偿华为公司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对于华为公司在法庭上提出IDC公司对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捆绑搭售行为，广东高院不予认可。

　　据报道，广东省高院作出此判决的依据主要有：IDC对华为的4次报价均明显高于对其他公司的许可，甚至高达百倍；针对全球手机销量远不如苹果、三星等的华为公司索要高价明显缺乏正当性、合理性；为迫使华为免费许可其名下所有专利给IDC使用，反而提起“337调查”和诉讼，强迫给予免费交叉许可。法院确认，IDC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构成垄断侵权行为。

　　对于华为公司在法庭上提出IDC公司对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捆绑搭售行为，法院不予认可。合议庭认为，对全球范围内必要专利进行打包许可，这对华为公司这类跨国公司而言符合效率原则，不构成垄断行为。

　　2013年6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会主审法官对无线3G设备337调查案做出初裁，裁定IDC所诉的7项专利中1项无效，另外6项，被告公司中兴、华为不侵权。

　　至此，华为在这一案件上初战告捷。华为的胜利，暗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战场上的成熟。

　　如何在危机时刻挽救企业形象

　　华为的知识产权突围恰恰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缩影。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领域正频繁遭遇来自知识产权问题的压力。美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海关每年会因知识产权问题扣押10亿吨的货物，其中80%来自中国。

　　而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产权许可贸易存在巨额逆差，“十一五”前四年，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达到347.28亿美元。这些数据背后，暗示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知识产权竞争方面的劣势。

　　不仅如此，以欧美为主战场的案件不断攀升，这一方面，中国企业不断加大对欧美市场的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始学会用知识产权的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知识产权问题上升到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

　　2012年4月，在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公开表示“华为是最强硬的竞争对手”的同时，指出华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电脑安全等领域并非一直“按规矩办事”。这意味着，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形象同样成为国际竞争不可忽视的重要筹码，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弱势。

　　华为懂得聘用深谙外部事务的国际高手进行处理，在危机时刻力挽企业形象。比如华为外部事务副总裁威廉·普卢默立刻对钱伯斯的言论作出回应称：“这样的言论是令人遗憾的。华为非常尊敬思科，并且和思科一样，华为在全球超过140个开展业务的市场获得了信任和尊重，为超过500家电信运营商提供支持，将全球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连接在一起。”

　　不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多企业还不太擅长，在知识产权的明火与暗箭之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注：近日请见下篇。本文资料来源：企业公告、新闻报道、其他公开披露文件和网站资料）